我是一名妇科肿瘤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和肿瘤斗智斗勇。

在医院，很多癌症患者常常会问一句话，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

大部分时候我给不出答案，但有时也有例外，比如有一种卵巢肿瘤，它的发生就是被写进“基因”里的。

2019年上半年，我第一次接到贺女士通过网络医疗平台打过来的求医电话，话音里透露出绝望和无助。

当时她刚确诊为卵巢癌，在当地医院做了穿刺，结果很不好，医生诊断是恶性程度较高的浆液性卵巢癌，并出现了锁骨淋巴结肿大。

仔细询问了她的家族病史后，我发现这个病例不一般，她家族中的女性好像被命运“诅咒”了。

贺女士的妈妈在58岁时确诊了卵巢癌，治疗一年多去世了。而在此之前不久，她的小姨查出了乳腺癌。

到了她这一辈，亲妹妹早两年确诊了乳腺癌，而她是妈妈家里第4位罹患癌症的女性。

据贺女士回忆，她的妈妈确诊前一年，因为消瘦、肚子逐渐变大等症状去医院检查，一确诊就是卵巢癌三期。

虽然当时很快就做了手术，但痛苦的手术和术后三轮化疗没能拦住病魔的脚步，当年年底就复发了。

虽然，妈妈已经离开8年了，但贺女士每每想起她生命最后一程都会心如刀绞。

一年多与病魔斗争的时间里，她的生存质量很差，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煎熬。

更让人心痛的是，妈妈离开没多久，贺女士的亲妹妹又确诊了乳腺癌。

“我妹妹那年才40岁。”贺女士记得，她取到妹妹的穿刺病理报告之后，一个人坐在车里放声大哭。

如今，自己也得了和妈妈一样的病，贺女士说她想不明白，怎么癌症就专门逮着她们一家人“欺负”了呢？

一家四位女性成员集中于这两种癌症，发病年龄又都比较早，贺女士悲观地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在确诊以后一度陷入绝望：

在电话里听完贺女士的叙述，我告诉她，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事情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根据她提供的线索，我分析她们一家人的病情很可能是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需要做基因检测来验证。

尽管她的病情已经进展到了卵巢癌晚期，但现在的治疗手段也与8年前她妈妈患病时有很大不同。

除了手术化疗之外，还有特异性靶向药等新药，特别是家族性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从中受益的可能性很大。

我建议她来北京治疗。

贺女士很快来到北京，我们把她的治疗规划成三个阶段：

先手术，术后配合化疗，再用靶向药进行维持治疗。

2019年3月贺女士做了肿瘤细胞减灭术，成果令人满意：

盆腔的肿瘤大部分都被切除掉了，一些残余的、有癌细胞转移的淋巴结可以交给术后化疗解决。

手术后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了，验证了我之前的猜想，贺女士果然是BRCA1基因的突变基因携带者，其他的检测结果也都符合“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

看到这个结果，我的内心其实也有点复杂。

如果贺女士的妈妈、小姨和妹妹都能早做这个检测，或许癌症就可以被预防性治疗，或许她们一家人的故事就可以被改写。

紧接着我们给贺女士实施了化疗。

经过6个疗程的“紫杉醇+卡铂”化疗方案，成功把她的肿瘤标志物（CA125）指标从218降到3左右，并且锁骨上的转移淋巴结也有大幅度缩小。

接下来的维持治疗阶段是个关键，在没有靶向药时，卵巢癌晚期患者的生存率一直很低。

贺女士服用的卵巢癌特异性靶向药叫奥拉帕利，刚开始服用的时候，奥拉帕利还没有进入医保，贺女士每个月光吃药就要花4万多元；

但幸运的是，如今药物已纳入医保，每个月的服药成本降到了4000元左右，对于家庭的负担也减轻不少。

如今，贺女士做完手术已经2年半，病情一直都很稳定。

她的体力也越来越好，一天走上一万步都没问题，复诊时她告诉我四个字：

而她术后已经快3年了也没有复发，并且过得跟正常人一样，她感到自己很幸运。

回顾贺女士一家四口的经历给我们很多思考：

妈妈因为卵巢癌离世，小姨患上乳腺癌，到了她这一辈，妹妹年纪轻轻就患了乳腺癌，而她又被确诊卵巢癌，因为遗传基因，两代人的“命运”如此相似。

她们的下一代怎么办？

之前提到贺女士通过基因检测发现自己是BRCA1基因的突变基因携带者。

“BRCA基因突变”这个专业术语，很多人应该不是第一次听到。

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可能是最著名的BRCA突变基因携带者。

她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接受了双侧乳腺和输卵管的预防性切除手术，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目前医学指南已经很明确地建议，卵巢癌患者一确诊就要进行基因检测。

对患者来说，可以预测她对靶向治疗的敏感性，也可以对治疗效果做出评估。

更重要的是，如果确定患者携带某个具有家族遗传特性的基因，医生会建议其亲属也进行筛查。

对这部分高危人群来说，得了病能早发现早治疗，或是在某个年龄开始预防性地干预，都非常有益。

贺女士说，感觉我不是在给她一个人看病，而是在给她整个家族看病。

家里的女孩们一定要做这个基因检测，如果也有问题，就尽量用预防性手段排除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