蒽环类药物（anthracyclines）是在肿瘤内科治疗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其应用广泛，即使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新疗法不断出现的今天，仍然是很多实体肿瘤和血液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基础性治疗药物。为了进一步规范蒽环类药物在肿瘤治疗中的合理应用，2018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制订了系列的《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恶性肿瘤专家共识》，包括《中国蒽环类药物特性专家共识》《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淋巴瘤专家共识》《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白血病专家共识》《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乳腺癌专家共识》《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泌尿系统恶性肿瘤专家共识》等。本文是《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乳腺癌专家共识》2021版。
20世纪80年代，蒽环类药物以其卓越的疗效成为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的里程碑。在新辅助治疗方面，大量循证证据也表明，蒽环类药物已成为乳腺癌新辅助方案的重要组分。在新型药物涌现、多种治疗模式并存的循证医学时代，即使重新审视，仍可发现蒽环类药物不仅在乳腺癌新辅助、辅助化疗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晚期乳腺癌患者治疗中也据有一席之地。为了进一步明确蒽环类药物在乳腺癌中的治疗作用，准确评估蒽环类药物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减少治疗的盲目性并增强规范性，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组织乳腺癌专家，在近几年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蒽环类药物治疗乳腺癌专家共识》做进一步更新。
1 含蒽环类药物方案在乳腺癌中的适用范围
乳腺癌化疗药物主要包括蒽环类、紫杉类、铂类以及5-氟尿嘧啶、甲氨蝶呤、卡培他滨、吉西他滨、长春瑞滨、艾立布林等。以蒽环类药物为基础的化疗仍然是目前乳腺癌的标准治疗之一，其中蒽环类药物主要包括多柔比星（阿霉素）、表柔比星（表阿霉素）、吡柔比星（吡喃阿霉素）、脂质体多柔比星（脂质体阿霉素）等。与多柔比星相比，表柔比星的不良反应较轻，实际临床应用相对更广泛。其他蒽环类药物中，吡柔比星在我国临床实践也有使用，用于替代多柔比星，但大样本循证医学依据总体较少。而与传统蒽环类药物相比，脂质体多柔比星在心脏风险等方面进一步增加了蒽环类药物治疗乳腺癌的安全性。
1.1 蒽环类药物在乳腺癌辅助治疗中的价值
1.1.1 HER-2阴性辅助治疗
TAC和AC/EC序贯T方案在乳腺癌辅助治疗方面获得了大量的阳性结果，是标准的辅助化疗方案，但由于传统蒽环类所具有的特殊心脏毒性，
“去蒽环”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US Oncology 9735研究[1]证实4个周期TC优于AC，而该研究结果未能解决HER-2阴性乳腺癌中以紫杉类药物为基础的TC方案联合或不联合蒽环类药物是否存在疗效差异的问题。尝试解决该困惑的两项非劣效设计辅助研究结果近来披露。一项ABC研究[2]的主要终点为无浸润性癌生存（iDFS）率，结果显示6个周期TC方案非劣于Ta x AC方案（AC序贯P或TAC）的假设不成立（HR为1.23，95%CI为1.01–1.50，非劣效边界1.18），提示蒽环类药物可以提高紫杉类为基础方案的疗效。另一项WSG PlanB研究[3]的主要终点为无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DFS）率，结果显示6个周期TC方案非劣于4个周期EC序贯4个周期T方案的假设成立，与ABC研究存在一定的矛盾，可能与入组人群的差异相关，ABC研究入组的激素受体阳性人群要少于WSG PlanB研究（69% vs. 81%），而腋窝淋巴结阴性的患者也少于WSG PlanB研究（41% vs. 59%）。此外，SUCCESS C研究[4]探索了HER-2阴性、激素受体阳性的早期乳腺癌患者接受含蒽环或不含蒽环类药物辅助化疗后循环肿瘤细胞的发生率，结果显示FEC-T或TC组的患者在循环肿瘤细胞发生率方面无显著差异（11.5% vs. 13.6%；P = 0.18），无蒽环类化疗与含蒽环类化疗同样有效，但循环肿瘤细胞发生率不是主要的研究终点，该结果还需进一步进行验证。PATTERN研究[5]对中国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术后紫杉醇+卡铂化疗方案与环磷酰胺+氟尿嘧啶+表柔比星→多西他赛标准化疗方案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卡铂组与标准组相比，患者的5年无癌生存率提高6.2个百分点（86.5% vs. 80.3%）、发病或死亡风险相对减少35%（HR = 0.65；P = 0.03）；
但该研究的对照组偏弱，且尚不明确该研究卡铂组无癌生存获益主要来源于卡铂，还是由于每周紫杉醇优于每3周多西他赛。2021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大会公布的一项荟萃分析[6]，比较了蒽环联合紫杉、蒽环序贯紫杉与不含蒽环的紫杉类方案的治疗早期乳腺癌发生第一事件风险、死亡率以及安全性。在相同剂量的紫杉烷类方案基础上，含蒽环类药物的联合治疗明显降低乳腺癌的复发风险和死亡风险，且不增加因心脏或血液学毒性导致的死亡；而含蒽环类药物的序贯治疗方案并不优于增加紫杉类累积剂量的不含蒽环类方案（6周期TC）。以上可以看出，在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中谈“去蒽环”为时尚早，蒽环类依旧是基石药物。对于年长患者，有文献提示，脂质体多柔比星辅助治疗HER-2阴性乳腺癌心脏毒性更低[7]，血液学毒性更低，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发生率为25%[8]。
从优化治疗方案的角度来看，对于早期TNBC（三阴乳腺癌）患者，术后以蒽环类药物和紫杉醇化疗药物为基础的辅助治疗是主要治疗方案，而剂量密集型AC/EC序贯2周紫杉醇方案是目前TNBC的标准治疗方案[9]。剂量密集化疗可对高危因素患者提供增加疗效的可能性，一项EBCTCG荟萃分析[10]提示，剂量密集型化疗能够进一步降低约15%的乳腺癌复发和死亡。
共识要点：
在H E R - 2阴 性 乳 腺 癌 患 者 辅 助 治 疗 中 谈 完 全“去蒽环”为时尚早，蒽环类依旧是循证依据相对充分的基石药物。
1.1.2 HER-2阳性辅助治疗
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辅助治疗中蒽环类药物的价值，BCIRG006研究[11]首先进行了探讨。该研究共入组3222例腋窝淋巴结阳性或高危淋巴结阴性的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随机分为AC-T、ACTH及TCbH三组，5年和10年随访结果类似[12]，含曲妥珠单抗方案比AC-T方案更使DFS获益，而两个含曲妥珠单抗方案的AC-TH方案和TCbH方案比较具有相似的生存获益。该研究的结果似乎提示对于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蒽环类药物不是必需的，但从研究设计的角度而言，该研究为优效性设计，比较的是有无曲妥珠单抗的差异，本身没有统计效力来判断AC-TH和TCbH两个方案疗效是否不同。多个指南目前仍将AC -TH和TCbH两个方案并列推荐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的辅助治疗。此外，随着帕妥珠单抗辅助临床试验结果的披露，AC-THP和TCbHP方案已被多个指南推荐用于伴有高危因素的HER-2阳性乳腺癌的辅助治疗[13–15]。多数专家认为，对于低危的、淋巴结阴性、不能耐受蒽环类药物的患者，可以尝试“去蒽环”，如TCbHP方案，甚至TCbH方案；但含蒽环方案仍是文献依据更为充分、主流指南推荐和认可的方案。有研究显示，脂质体多柔比星在联合环磷酰胺和曲妥珠单抗序贯紫杉醇和曲妥珠单抗辅助治疗HER-2阳性患者的心脏毒性发生率仅4.2%[16]，在有心脏安全风险的患者中可适当选用。
共识要点：
A C -T H（ ±P） 和T C b H（ ±P） 是 任 意 级 别HER-2阳性乳腺癌辅助治疗的两大重要方案，前者循证依据相对充分。低危的、淋巴结阴性、不能耐受蒽环类药物的患者，可以尝试TCbHP甚至TCbH方案等“去蒽环”方案。心脏高风险患者可考虑脂质体多柔比星替代传统蒽环。
1.1.3 乳腺癌辅助化疗方案的疗程、剂量及强度
为确定乳腺癌含蒽环类化疗方案的最佳剂量和疗程，CALGB9344研究[17]将淋巴结阳性乳腺癌患者随机进行4个周期AC±4个周期紫杉类的治疗，多柔比星分为60、75或90 mg/m2的3个剂量组，结果显示多柔比星高于60 mg/m2后无明确获益。对于表柔比星，法国辅助治疗研究组（FASG）[18]对612例接受不同化疗方案的淋巴结阳性绝经前乳腺癌患者进行1 0年随访，结果显示接受6个周期的F EC化疗组的10年总生存率为64.3%，高于3个周期FEC化疗组的56.6%（P = 0.10），且不良反应未增加，据此认为6个周期是FEC的推荐疗程。FASG-05研究[19]对565例乳腺癌患者进行10年随访，结果显示，5-氟尿嘧啶500 mg/m2、环磷酰胺500 mg/m2、表柔比星100 mg/m2 （FEC100）方案无论DFS还是OS，均要显著优于表柔比星50 mg/m2（FEC50）方案，且该优势未被远期不良反应抵消。该研究显示，100 mg/m2可以视为乳腺癌FEC化疗方案中表柔比星的最佳使用剂量。
辅助化疗方案中的蒽环类药物剂量通常较晚期乳腺癌使用的剂量大，一般推荐首次给药剂量不低于推荐剂量的85%，后续剂量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和初始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决定是否调整，但不宜低于推荐剂量的50%。
目前含蒽环类药物化疗方案的最佳疗程尚未确定，各个临床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临床医生可依据循证医学证据、复发风险高低、是否联合紫杉类药物、患者心脏基础情况等决定。辅助化疗方案的剂量要尽量足，有条件情况下可密集。乳腺癌辅助治疗常用含蒽环类药物化疗方案的推荐见表1，含有未在国内上市药物的相关方案暂不列入。
共识要点：
乳腺癌辅助化疗方案首次给药剂量不低于推荐剂量的85%，后续剂量不宜低于推荐剂量的50%。
1.2 蒽环类药物在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价值
1.2.1 HER-2阴性新辅助治疗
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首选同时包含蒽环类和紫杉类的治疗方案。其中，AC/EC序贯T和TAC方案为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的常用新辅助治疗方案[13–15]。
此外有研究[20, 21]（GeparOcto）比较了表柔比星联合紫杉醇和环磷酰胺（iddEPC）与脂质体多柔比星联合紫杉醇（TNBC患者在此基础上添加卡铂）[PM(Cb)]作为高危早期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方案。结果显示，对于TNBC患者，两种治疗方案的pCR率分别为48.5%和51.8%，4年iDFS率分别为73.7%和80.3%（HR = 0.73；P = 0.1562），4年OS分别为82.9%和88.3%（HR = 0.66；P = 0.1442），[PM(Cb) ]相比
iddEPC有改善生存的趋势。
近期研究表明，铂类或PD -1/PD -L1抑制剂有望提高TNBC新辅助治疗的pCR比例。GeparSixto和CALGB 40603研究证实在蒽环–紫杉醇方案中加入铂类可提高TNBC新辅助治疗的疗效，pCR可达50%以 上[22, 23]，3年DFS提高至85.8%[22]。BrighTNess研究[24]评估了紫杉醇/卡铂和维利帕尼（Velaparib）、紫杉醇/卡铂以及紫杉醇新辅助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卡铂会增加患者的pCR率。Ne o C A RT研究[ 2 5 ]对比了6周期多西他赛联合卡铂（DCb）与标准4周期EC（表柔比星+环磷酰胺）序贯4周期多西他赛新辅助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研究表明，6周期DCb的总pCR率较4周期EC-4周期D提高了22.8%（61.4% vs. 38.6%；P = 0.033），且不良反应可
控。
K E Y N OT E - 5 2 2研究探究了帕博利珠单抗–紫杉醇–卡铂序贯多柔比星/表柔比星–环磷酰胺方案新辅助治疗TNBC的疗效。结果显示，添加帕博利珠单抗方案pCR显著增加（64.8% vs. 51.2%）[26]。IMpassion031研究[27]比较了阿替利珠单抗与安慰剂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序贯多柔比星和环磷酰胺新辅助治疗早期TNBC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安慰剂组，阿替利珠单抗组的pCR率提高17%（58% vs. 41%；P = 0.0044）。然而NeoTRIPaPDL1研究[28]却遭遇滑铁卢，白蛋白紫杉醇/卡铂联合阿替 利 珠 单 抗 并 未 提 高 早 期 高 危 和 局 部 晚 期T N B C人群的pCR（43.5% vs. 40.8%；P = 0.66）。综上，KEYNOTE-522研究和IMpassion 031研究取得阳性结果而NeoTRIPaPDL1研究取得阴性结果的可能性有很多，但有无联合含蒽环方案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蒽环类药物在免疫治疗配伍中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究。
共识要点：
含蒽环紫杉类方案是HER-2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常用方案，在此基础上，添加铂类和PD -1/PD-L1抑制剂的多数研究提高了pCR率，蒽环的免疫协同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
1.2.2 HER-2阳性新辅助治疗
临床研究证明，HER-2阳性患者在蒽环类药物基础上联合或序贯靶向治疗药物如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可提高患者pCR。MDACC研究[29]探索了在紫杉醇序贯蒽环类药物的新辅助化疗方案基础上联合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相比单纯新辅助化疗疗效更佳，pCR可达60%。
随着帕妥珠单抗的上市，两种靶向药物联合用于新辅助治疗也有了更好的结果。AC序贯T H P和TCbHP已成为最常用的两类新辅助方案。在双靶向药物基础上进行“去蒽环”尝试的TRAIN-2研究[30]探究了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化疗中加或不加蒽环类药物对pCR率的影响及安全性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总体人群中，9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后，含蒽环的FECPH*3-TCbPH*6方案pCR率为67%，而去蒽环的TCbPH*9方案的pCR率为68%，二者无差异。亚组分析中，无论是激素受体阳性组或阴性组，二者pCR率均无差异。在毒副作用方面，含蒽环方案对比去蒽环方案，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的比例分别为28%、22%，最常见的毒性反应是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分别为60%、5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含蒽环组出现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事件高于去蒽环组，分别为10%、1%。此外，在中位随访48.8个月后，含蒽环方案与去蒽环方案的3年无事件生存率（92.7% vs. 93.6%）和3年OS率（97.7% vs. 98.2%）也相似。鉴于两组记录的pCR率均较高、生存期相似以及蒽环类药物组的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更常见这一事实，在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存在HER-2双重阻断的情况下，从新辅助治疗方案中省略蒽环类
药物可能已是一种重要方法，但本研究9个周期的设计方案并非标准方案，带来的远期不良反应不得而知，因此，仍需要进行长期随访以确认这些结果。虽然上述研究结果提示新辅助治疗阶段，蒽环在双靶治疗下的价值有限，但必须强调的是HER-2阳性乳腺癌是一类具有高度异质性的肿瘤，部分患者对蒽环亦是敏感的，尚有待更多的基础及转化研究去筛选出这部分对蒽环敏感的人群并实施精准治疗。TRAIN-2 研究结果更倾向于得出一种优选方案，而非去蒽环方案。关于此类“去蒽环”方案新辅助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证据仍较少，希望能有多个类似的、证据等级更高的研究来对此进行证实，以便临床借鉴。
有研究者基于心脏安全，尝试使用脂质体多柔比星替换传统蒽环类药物新辅助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在Opti-HER HEART研究[31]中，脂质体多柔比星–紫杉醇–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的新辅助治疗方案也可实现56.6%的pCR且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
共识要点：
蒽环类药物基础上联合或序贯抗HER2靶向治疗药物新辅助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疗效显著。在双靶向药物的基础上进行“去蒽环”还需进一步探究，积累更多研究数据。
1.2.3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方案的疗程、剂量及强度
新辅助化疗应根据不同的治疗目的，在化疗前决定治疗方案及周期数，且应完成足疗程、足剂量治疗，传统蒽环类药物新辅助治疗剂量与辅助治疗类似，多柔比星的剂量为60 mg/m2，表柔比星的剂量为90-100 mg/m2。也有临床研究探索了脂质体多柔比星新辅助治疗的最佳剂量[32]，其评估了脂质体多柔比星联合环磷酰胺后跟多西他赛作为局晚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方案的最大耐受剂量（MTD）和毒性特点。患者分别接受35、40、45、50 mg/m2的脂质体多柔比星。结果显示，MTD是40 mg/m2。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常用含蒽环类药物方案见表2。
共识要点：
传统蒽环类药物新辅助治疗剂量与辅助治疗类似，多柔比星的剂量为60 mg/m2，表柔比星的剂量为90-100 mg/m2，脂质体多柔比星在新辅助治疗中的最佳剂量仍在探索 。
1.3 蒽环类药物在晚期乳腺癌治疗中的价值
1.3.1 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治疗
对于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目前推荐的首选化疗方案包括单药化疗或联合化疗。与单药化疗相比，联合化疗通常有更高的客观缓解率和无疾病进展时间，然而联合化疗的毒性较大且生存获益有限，因此，仅需要使肿瘤迅速缩小或症状迅速缓解的患者才选择联合化疗；而以耐受和生活质量作为优先考虑的患者，推荐选择单药化疗。2021年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第八版指南推荐了多柔比星、脂质体多柔比星、表柔比星、AC、EC这些含蒽环方案可用于HER-2阴性复发性或转移性乳腺癌的一线治疗[15]。2021版CSCO（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和CACA（中国抗癌协会）指南也作了类似推荐。临床上，蒽环类药物在早期乳腺癌中的广泛应用及累积的心脏毒性往往使其在晚期乳腺癌一线方案选择中受到一定限制。以下患者可考虑蒽环类药物再使用：（1）年轻，心脏功能较好患者；（2）蒽环类药物新辅助治疗有效；（3）蒽环类药物辅助治疗结束1年后复发；（4）蒽环类药物解救治疗有效后停药。多项研究显示出脂质体多柔比星单药一线治疗晚期乳腺癌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良好[33, 34]。
共识要点：
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非内脏危象患者可优选单药治疗。蒽环类在早期乳腺癌中的广泛使用限制了其在转移复发后的应用。指南中推荐的脂质体多柔比星有一定的应用优势，心脏毒性累积风险较小。
1.3.2 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治疗
H E R - 2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方案以含各类抗HER2靶向治疗方案为基础进行。蒽环类药物联合的数据还比较有限，在此不做更多展开。
1.3.3 晚期乳腺癌治疗方案的疗程、剂量及强度晚期乳腺癌治疗的药物剂量是基于临床研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所以建议选择标准的药物剂量，而不要随意降低开始使用剂量。但也要注意，临床实践中患者的具体情况，如年龄、一般状况、既往用药和目前身体指标与临床研究的受试者不同，选择方案时要注意患者是否能耐受标准剂量，而且所有临床研究都有严格的方案调整和减量原则，所以临床实践中一定要密切观察每个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并根据疗效和毒性及时合理地调整治疗，以确保安全、有效治疗。多柔比星单药治疗的推荐剂量为每3周1次60–75 mg/m2静脉注射或每周1次20 mg/m2静脉注射，表柔比星单药治疗的推荐剂量为每3周1次60–90 mg/m2静脉滴注，脂质体多柔比星单药治疗的推荐剂量为每4周1次50 mg/m2静脉注射。联合治疗时，多柔比星的推荐剂量则为每3周1 次60 mg/m2静脉注射，表柔比星为75 mg/m2静脉滴注，脂质体多柔比星为35–40 mg/m2。关于晚期乳腺癌常用含蒽环类药物化疗方案的推荐见表3。
共识要点：
晚期乳腺癌患者蒽环类用药需根据患者情况合理调整治疗剂量和方案，临床实践中一定要密切观察每个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2 含蒽环类药物方案的不良反应及相关处理蒽环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心脏毒性等，上述不良反应均具有剂
量依赖性。
2.1 蒽环类药物所致骨髓抑制的防治
骨髓抑制是蒽环类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可通过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 -CSF）、促血小板生成素（TPO）或受体激动剂（TPO-RA）、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成分输血等方式来改善。含蒽环类药物的剂量密集方案或三药联合方案，多建议给予G-CSF的一级预防；对前一周期治疗发生长程4度粒细胞缺乏症、发热性粒细胞缺乏症或感染的患者，后续疗程推荐给予次级预防。
2.2 蒽环类药物所致胃肠道反应的防治
含蒽环类治疗几乎均为高致吐方案，通常会引起严重的恶心呕吐，建议预防性三联（5-HT3受体拮抗剂、NK1受体拮抗剂、地塞米松）给药止吐，必要时还可加用奥氮平[35]。前一疗程出现爆发性呕吐的，建议立即重新审视该次止吐方案，并重新评估药物致吐风险、疾病状态、并发症和治疗，注意各种非化疗相关性致吐原因，或其他合并症。除对部分非化疗相关性致吐原因进行对因干预外，首先考虑临时增加一种不同类型的止吐药物。多数正在呕吐的患者口服给药难以实现，可以经直肠、局部、皮下或静脉给药。
2.3 蒽环类药物所致心脏毒性的防治
早期监测和积极预防蒽环类药物引起的心脏毒性显得尤为重要。用药前应进行心功能的检查和评估，包括心电图、超声心动、心肌酶谱等检查，
特别是对于伴有心绞痛、心律失常和心功能不全病史者，更应全面评估，用药过程中实时监测。对于既往胸部接受过放疗、既往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恶液质及有心包受侵的患者可选择心脏毒性较低的蒽环类，如脂质体多柔比星，研究显示其累积剂量超过450 mg/m2时，心脏事件风险并未增加。
2.4 部分蒽环类药物所致手足综合征和口腔黏膜炎的防治
手足综合征和口腔黏膜炎是脂质体多柔比星的主要剂量限制毒性，一般患者在治疗≥ 6周时可出现。该不良反应与剂量和用法有关，通过延长给药
间期1–2周或减量后可缓解，必要时可使用糖皮质激素和多种维生素，少数严重患者需停药。
共识要点：
蒽环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心脏毒性等，随着生长因子、联合止吐、右丙亚胺等干预手段的出现，不良反应得到最大控制。手足综合征是脂质体多柔比星的常见毒性，可通过延迟、减量、皮质激素等进行缓解。
3 结语
编 写 专 家 经 讨 论 认 为 ， 蒽 环 类 药 物 在 乳 腺癌的全程治疗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多学科协作组（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医疗模式有利于更为安全合理地应用蒽环类药物。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研究如何进一步优化含蒽环类药物治疗方案，筛选优势人群，减少不良反应，达到患者最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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